从巴格达到孟买：沙逊家族的金融帝国崛起与落幕
许多人习惯将银行与家族命运紧密相连，试图从中解读近两百年的历史风云。更有甚者，将复杂的金融纠纷笼统归咎于某个族群身份，视“犹太人”为一切问题的根源。然而，这种单一的视角往往掩盖了制度与利益交织的本质。殖民秩序、贸易法案、货币政策的收紧，以及地方官员的财政渴求，共同构成了历史舞台的宏大背景。唯有拓宽视野，才能看清人物的因果流转。
迁徙与选择：巴格达到孟买的商业版图
沙逊家族的根源可追溯至巴格达，其先祖曾担任首席财政官，深谙权力账本的运作。1821年，年轻的大卫·沙逊因与当地行政长官发生龃龉，家族被迫离开了这片故土。但这并非简单的流亡，而是带着积累的资本与人脉，积极寻求更广阔的商业机遇。1832年，他们抵达了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港口孟买。凭借雄厚的财富基础和英国在海内外的强大网络，沙逊家族顺利加入了英国国籍，并在孟买建立了声名显赫的沙逊洋行。身份的转变与地理的迁移，为这桩庞大的商业帝国奠定了最初的基石。
制度的窗缝与利润的奔涌
1833年8月，英国议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专利权，垄断的大门轰然洞开，自由竞争的洪流汹涌而至。工业革命催生了棉纺织业的爆炸式增长，资本家们对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壁垒深恶痛绝，呼吁“让渡市场”。大卫·沙逊敏锐地洞察了时局的变动，将目光锁定在中国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。他看到了将英国的棉纺织品销往中国的可能，更看到了印度鸦片在中国市场的巨大商机。19世纪初，鸦片贸易迅速繁荣，其利润远超常规商品，一时之间“利出一孔”。沙逊洋行将业务触角延伸至采购、运输和销售的每一个环节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销链条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，沙逊家族从个体商人蜕变为英国鸦片贸易的领军者；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据称他们已掌控了印度70%的鸦片贸易。这背后是环环相扣的机制：关税、港口、租界警备和保税仓库，无不为巨额利润的增长添砖加瓦。
展开剩余76%仓栈与银两：土栈、票据与金融支点
巨额利润的累积，离不开仓储和金融体系的支撑。1900年，沙逊家族在上海青浦路与南浔路之间购置了三亩多土地，兴建了新的沙逊洋行土栈，专门用于囤积鸦片，待价而沽。从1840年至1914年间，沙逊家族在中国销售的鸦片据称占英国对华总销售量的50%，年均利润高达200万两，七十多年间累计榨取了1.5亿两白银。如此庞大的资金流，究竟应该存放在哪里最为稳妥？许多人误以为汇丰银行是中国本土银行，坊间也常常将汇丰与沙逊家族的商业轨迹捆绑在一起。1864年8月，大卫·沙逊联合其他洋行代表，共同发起创办了汇丰银行，次年便在上海和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，据称还将他的第五子阿瑟·沙逊安排出任首任董事会成员。无论历史叙述如何，汇丰与沙逊洋行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为倚重的结构：洋行将鸦片贸易的巨额利润存入银行，而银行则通过汇票、押汇和国际结算等金融工具，将资金和信用延伸至更广阔的地域，从而在短时间内迅速站稳了脚跟。
在清政府日渐式微的时代，汇丰银行凭借其英国的强大背景，享有“治外法权”的安全保障，地方官员对其无可奈何。而那些在动荡时局中忧虑“后台不稳”的地主官僚，也纷纷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这家在华最具实力的外资银行。资本的汇聚，也随之带来了银行权力的膨胀。
本土商人与外资的较量
同样洞悉市场行情与资金流动的本土巨商胡雪岩，曾试图构建属于中国商人的金融网络，以抗衡外资的强势扩张。然而，他的对手并非仅仅是一家银行，而是一个由银行、洋行、领事馆和租界法规组成的复杂联动系统。表面上与胡雪岩称兄道弟的盛宣怀，暗地里早已与汇丰银行勾结，步步为营地设下圈套。胡雪岩的商业帝国，终究难以匹敌外资在信用惯例和国际结算体系上的优势，最终在一系列打击下走向破产。将此置于比较的视角下，这不仅仅是两位个人的胜败，更是本土信用结构与外资金融体系之间悬殊力量的体现。
官与钱：铁路、关税、盐税的筹码
当汇丰银行意图进一步渗透中国的核心经济领域时，恰逢李鸿章面临“钱荒”。连年战事频仍，漕运和税赋收入不稳定，而兴办矿业、修建铁路、推进洋务无不耗费巨资。双方各取所需，于是便发生了用铁路经营权、关税和盐税来换取资金的交易。换言之，国家持续性的收入被用作抵押，以换取眼前的现金和设备。这类操作在当时的国际金融领域并不罕见。港口关税和盐课作为财政命脉，一旦被作为抵押和担保交由外资银行掌控，实际上便意味着“关键收入被他人所控制”。
转舵与转场：禁烟之后的上海楼市
1920年起，禁烟政策日益严厉，鸦片贸易的生存空间逐渐被压缩。沙逊家族及时将目光转向上海的房地产市场，在租界区域争夺黄金地段。在消费力尚未普及的社会背景下，高价的地皮和楼宇，既是“灯火阑珊处”的奢华，也成为许多普通人难以承受的负担。有观点认为，这无疑给本就不富裕的城市雪上加霜，地产资本的涌入将生活成本推至令人难以承受的境地。
破局与撤退：旧秩序的落幕
随着“新中国成立”这一民间叙事的界定——甚至将历史节点追溯到1849年——所传达的是旧帝国权力结构突然崩塌的剧烈感受。新政权的建立，对横亘在外滩上的帝国主义财富进行了清算，沙逊家族的地产帝国随之瓦解，不得不选择海外撤离。解放战争时期，汇丰银行关闭了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分行，将业务重心转移至仍处于英国掌控之下的香港。曾经依靠外资起家的汇丰，在香港迅速崛起，获得了港币的发行权，占据了约七成的本地市场份额。直到1998年，随着香港回归祖国的进程不断显现，汇丰在区域内的影响力也开始逐渐收敛。历史的舞台上，银行与地产的双重退场与转身，恰恰映照着权力结构的深刻更替。
协议与案件：2012与2018的两次节点
将目光拉回到近年。2012年7月，汇丰银行因被美国指控充当洗钱工具，被处以2750万美元的巨额罚款，并与美国方面签署了《延期起诉协议》。延期起诉协议是美国法律体系中的一种合规工具：企业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和配合，以换取暂缓起诉的安排。2018年，该协议临近到期，合规与自保的压力陡增。在公开的叙述中，有说法称汇丰银行为了自身利益，采取了捏造证据的卑劣手段，并将相关材料提交给了美国。这一说法与另一则轰动全球的新闻不谋而合：2018年12月1日，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机场转机时被警方逮捕，加拿大方面给出的理由是“经美国指使”。消息传出，震惊世界。而在铺天盖地的报道和坊间议论中，汇丰银行被视为关键的配合者。银行的合规压力、跨境执法的博弈，以及企业的商业抉择，就像齿轮般相互咬合，彼此驱动，却难以简单地以道德黑白来评判。
身份标签与舆论的涌动
在这些故事的叙述中，沙逊家族的犹太人身份常常被放大。将银行的决策、洋行的利润直接与某个族群的宗教信仰联系起来，往往会模糊复杂的制度和经济动机。19世纪的鸦片贸易，是帝国海军的炮火、殖民地的税制以及自由贸易旗帜共同作用的结果；21世纪的跨境案件，则是美国司法工具、各国合规框架以及全球金融机构风险规避意识相互交织的产物。如果不能将这些因素摆在台面上进行审视，便很容易陷入刻板成见的狭窄胡同。“利者，义之和也”，金钱的流动从来不单纯依靠信仰或血统，它是在规则与权力的轨道上疾驰。
比较与回望：命运的分流
将几条不同的线索并置比较，才能清晰地看到命运的不同走向。沙逊家族在战争与法案的夹缝中崛起，在禁烟风潮兴起之际转身投向地产；胡雪岩试图用本土的信用体系与外资抗衡，却在外资金融制度和国际结算体系的重压下轰然倒塌；盛宣怀与汇丰银行之间的暗箱操作，折射出官商之间的策略与利益博弈；李鸿章用铁路经营权、关税和盐税来换取资金，则揭示了国家在财政焦虑下的权衡与取舍。时至今日的2012年和2018年，银行为了自保而采取的策略，以及企业在地缘政治夹缝中的应对，再次证明：金融与政治，从来都不是彼此孤立的。
许多人习惯用“人心不足”来形容资本逐利的本性，并最终以“惩罚”作为结局。然而，若能将视角拉得更远，便会看到更宏大的背景：制度为资本提供了道路，资本便会循道而行；规则一旦改变，路径也必须随之调整。理解这些历史，当我们再次面对一家银行、一桩交易或一个案件时，心中便更容易有一把尺——这把尺并非用来指责某个族群，而是用来衡量权力、规则与利益如何驱使人们做出各自的选择。
发布于：江西省